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关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链所受的冲击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和分析少有关注。世界贸易组织(WTO)在4月12日发布报告显示，俄乌冲突的影响并非局限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所受的影响同样不应被忽视。

2021年，以商业服务为代表的全球服务贸易比去年增长了15%。其中，运输服务的增幅高达33%，旅游服务实现微弱复苏，包括金融在内的其他服务增长了12%。WTO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对于商业服务贸易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俄罗斯是服务的净进口国，2021年的服务贸易进口为740亿美元，出口550亿美元。俄罗斯是全球第24大服务出口方，全球占比为0.9%，而如果不计算欧盟国家相互间的服务贸易，俄罗斯可排到第13位。俄罗斯也是全球第19大服务进口方，全球占比为1.4%，若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则排名第11位。

按照2019年的数据，欧盟是俄罗斯服务贸易的最大伙伴，是其超过42%服务进口的来源和31.1%服务出口的目的地。除此以外，土耳其(7.7%)、英国(5.1%)、美国(4%)和中国(3.7%)是俄罗斯排在前列的服务进口来源;美国(6.5%)、中国(6.2%)、瑞士(6.1%)和英国(4.8%)是俄服务出口的非欧盟目的地。

按照行业领域划分，旅游和空运服务是俄罗斯在疫情暴发前贸易额最大的服务贸易类别，分别占到了俄罗斯服务进口额的46%和36%。这些行业领域在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后又受到了经济制裁的重创。爱尔兰在俄罗斯飞机租赁中的重要市场份额可能受到较大的影响。按照2019年的数据，俄罗斯向欧盟国家支付的航空器运营性租赁费用为39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付给了爱尔兰。2020年，受疫情相关的旅游限制措施影响，俄罗斯的经营性租赁进口下降了44%。西方对俄海外资产的扣押和查封，不仅直接降低了俄支付相关租赁费用的动力，而且使得俄飞机运营的区域和重点发生了变化，将进一步影响爱尔兰等国相关服务的出口。

知识产权服务是俄罗斯进口的第三大服务类别，包括专利使用费、研发产出、工业加工和设计、特许权使用费和商标使用费等。2019年，欧盟、瑞士、美国、英国、韩国和日本合计占到俄罗斯该类服务进口的96%，总进口额为66亿美元。在不断升级的制裁下，俄罗斯使用西方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变得愈发困难。企业无论从合规的角度，还是自发的行为驱动，与俄本土企业开展服务贸易的意愿都可能明显减弱，对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的进口产生较大冲击。

从服务贸易的数据来看，俄罗斯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虽然不高，但俄乌冲突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影响不可忽视。历史经验表明，伴随一个经济体或地区经济总量的上升，服务业在经济产业中所占的位置往往变得更为重要。服务业以其对矿产等资源依赖较低、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特点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而服务业发展优势延伸至国际市场就体现为服务贸易。应该说，服务贸易的发展是WTO成立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经贸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为经济社会创造了明显的价值。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不同国家间贸易的层次更为丰富，比较优势的范围更为广泛，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领域。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规模占比虽然不高，包括飞机租赁在内的领域却是不少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对俄制裁所限制的知识产权交易，改变的不仅是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意愿，企业的投资经营逻辑也会发生变化。减少在俄的外资投入，减弱在俄研发力量，不仅对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布局产生冲击，而且会引起俄罗斯的相应行动，甚至改变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与货物贸易发展所依赖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和投资相比，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硬件资源的依赖程度随贸易规模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规律。在业务规模相对较为分散的初始阶段，服务贸易对硬件条件的要求相对不高，主要受制于服务业市场准入等东道国承诺。伴随业务规模的增加，需要集中使用的要素资源将显著增加，需要原有经济结构做出相应调整，出现了资源跨行业的重新分配，此时的制约因素可能会逐步转向硬件基础设施和环境。俄罗斯不同服务贸易领域对硬件资源的依赖性还较为有限，如果西方国家撤出，俄罗斯本国企业或其他未施加制裁国家的企业将会填补发展空间。

服务贸易既是科技进步和智力成果的重要体现，又是社会和经济活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在疫情暴发后以其独特的线上交互优势获得了更多关注和更大发展。失去服务贸易的支持，一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不仅产业升级的上行空间受挤压，经济社会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等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将变得更为困难。

近年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持续增加，成为制造业平稳发展和不断升级的关键原因之一，而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的版图。例如，包括运输服务在内的服务价格、提供方式和稳定性的变化甚至决定着企业的贸易偏好，影响其对国际贸易目标市场的选择。如果相关服务无法继续，企业可能被迫选择放弃原有的市场，而缺乏必要的利益诉求，受影响的国家可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表现得更为消极，导致多边经贸体系改进和发展的共识更难以达成，进一步减弱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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