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和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之际，陇山西麓张家川圪垯川和陇山以东庆阳南佐两处仰韶文化遗址入选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前不久，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考古新发现带给我们很多震撼和感动的同时，也刷新了我们对陇山两侧的史前社会与文化发展高度的认知，提示我们要重新认识、评估、阐释和思考该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更宏观的黄土高原高地视野下对该地区做系统性的考古和研究工作。

本期特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佐遗址主要发掘人员张小宁结合圪垯川遗址、南佐遗址两处考古新发现，开启我们对甘肃历史文化的探寻。

1 陇山独特的地理位置

圪垯川遗址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之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清晰再现了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嬗变过程。南佐遗址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在整个黄河流域前所未见，发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高等级的礼器表明南佐遗址是陇东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是探索早期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性遗址之一。

我省这两处仰韶文化遗址位于陇山两侧。为何都在陇山?首先要说说陇山独特的地理位置。甘肃的简称是陇，陇即陇山。陇山，古称龙山。现在人们对陇山几乎没有什么概念，称其为六盘山、关山、大陇山、小陇山等，这使得陇山山脉的概念被分割和缩小了。其实陇山山脉是一个大的历史地理概念，陇山之名由来已久，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圣山。陇山山脉坐落于陕、甘、宁交界处，是该地区一座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北段称六盘山，南段称陇山(包括关山)，是一座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山地，长约240千米。山脉东西两侧分布了陕西省宝鸡市，甘肃省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陇山山脊海拔超过2500米，最高峰米缸山2942米，北侧的六盘山海拔2928米。

陇山两侧的泾、渭河上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陇山两侧属典型的高原黄土地貌，黄土堆积深厚，多纵横交错的黄土沟壑、梁峁、冲积谷地和塬面，山脉将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分割为泾河上游地区的陇东黄土高原;渭河上游的陇西黄土高原以及陇山以北横跨东西的宁夏南部地区。

陇山西麓属渭河水系。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河流自北向南汇入渭河，主要河流有渭河、葫芦河、渝河、庄浪河、水洛河、南河、狗娃河、牛头河、藉河等。海拔多在1200-2500米之间，分布深厚的黄土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因河流切割，地形破碎，梁、峁、丘陵占优势。

陇山以东属泾河水系。平凉境内因泾河发源于六盘山，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基本自西向东流，主要河流有泾河、汭河、黑河、达溪河;庆阳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河流一般自北向南流，主要河流有茹河、洪河、蒲河、马莲河、四郎河、九龙河等。海拔1200-1800米左右，黄土地貌以塬为主，塬面比较平整，河流树状分布。

陇山东西两侧的黄土高原地区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司马迁曾言：“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陇山两侧同陕北、内蒙古中南、晋中北同处北方长城沿线，地处“狭义的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汇地带，也是连接中原腹地和甘青地区和欧亚草原的东西交通要道，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生态交错带。这一地区历史时期久负盛名，《读史方舆纪要》卷52：“陇山，北连沙漠，南带岍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夏商时属古“雍州”之地，西周时期是周之“西土”，秦属北地郡，西汉分属北地、安定二郡，汉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十分复杂，文化发展同时受到关中、陕北、甘青地区乃至欧亚草原的多重影响。

2 陇山两侧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

陇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该地区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上有了特殊的意义。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曾指出(陇山)六盘山东西两侧古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有差异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差异是在仰韶文化晚期之后才形成的，在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期，陇山东西的泾、渭上游地区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这种格局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陇东与陇西之间的文化开始出现分化，区域差异愈加明显，但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只是文化内部的地方性差异更加明显。陇山两侧目前所见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都属于半坡类型晚段，或称史家类型，此时仰韶文化扩展至甘肃东部和东南部，渭泾河上游、西汉水上游、牛头河流域、葫芦河、白龙江流域都分布着这个时期的遗存，并已扩展至宁夏南部的渝河沿岸。仰韶文化早期偏晚阶段，陇山两侧地区文化面貌比较一致，聚落数量比前仰韶文化时期增加不少。因而，与关中地区一样，陇山两侧是仰韶文化早期发展的一个主要区域。

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时期，其文化影响力和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更是空前绝后。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加之该地区处于生态交错带，人口增加，资源紧张，人群的流动增强，文化面貌开始呈现较大差异。陇山西麓发展为石岭下类型和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宁夏南部也出现了隆德周家嘴头等仰韶晚期遗存;泾河上游的陇东地区仍然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保持一致。

庙底沟二期阶段，陇山以西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即甘肃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陇山以东和宁夏南部主要为常山下层文化，陇山东西两侧成了两种文化互动、交汇、碰撞的区域，彼此渗透与融合。距今4500-3800年的龙山时代，陇山东西两侧分布着菜园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多个考古学文化，文化面貌愈加复杂多样，文化内部的分化和差异愈加凸显。

自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陇山东西就处于多个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地区，文化分异加剧，文化分化明显，文化势力此消彼长，各个考古学文化之间相互博弈、碰撞、融合，正是在这样一种此起彼伏的南北、东西对峙格局下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加速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最终催生了复杂的文明社会。伴随着环境和气候变迁，陇山两侧开始分道扬镳，不同人群也开始选择和适应不同机制。

3 两处遗址中的考古新发现

陇东地区位于泾、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原东南缘，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陇山两侧的泾、渭河上游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使得陇山两侧尤其是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的考古工作微乎其微，从而严重低估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陇东、宁夏南部地区通常都被笼统地纳入甘青地区，从而忽视了该地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使得该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欠缺深入阐发。

近年来，由于陕北榆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和晋中北山西兴县碧村等一系列大型石城和高等级聚落的发现，表明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复杂的文明社会。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文明化进程受到广泛关注。最近，陇山两侧的黄土高原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揭示了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发展中和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2021年天水张家川圪垯川仰韶文化早期聚落的完整揭露，庆阳西峰南佐仰韶文化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的发现，以及灵台桥村龙山时代中心聚落的持续发掘，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陇山两侧距今5000-4000年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文明化进程。

陇山西麓圪垯川仰韶早期环壕聚落面积约8万平方米，聚落中心为广场，周边为向心分布的成组房屋，外围为近圆形环壕，保存完好。环壕内目前共确认房屋100余座，已发掘60座。房址的布局以紧靠广场的东、南、北三座大房屋为中心成组分布，每组房屋由1座大房屋及5-45座不等的中、小型房屋组成，大房屋门道指向广场，中、小房屋门道大多指向大房屋或广场，大型房屋约100平方米，中型房屋约20-50平方米，小型房屋约10-20平方米。其聚落布局与相距不远的秦安大地湾二期聚落一致，同渭河流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聚落布局也相近。这样集体向心而内部又分组的聚落布局体现了整个渭河流域仰韶文化早期聚落的共性，显示了当时还处于相对平等的氏族社会状态，中间的广场可能是举行公共仪式或集体活动的地方。每组房子中间的大房子可能是氏族内部首领的居所。非常醒目的玉权杖头显示了拥有者在聚落中的显赫地位，表明社会内部还是存在分层和分化，是社会初步复杂化的体现。

仰韶文化中期是一个大一统时代，形成了中国史前彩陶的艺术浪潮，被称为“庙底沟时代”。这时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高度统一。庙底沟时代结束之后，仰韶文化进入一个动荡整合期，此时也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红山文化晚期的“古国”阶段，长江下游进入良渚文化早期形成了“早期国家”，江汉地区、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也在加速前进。唯独黄河中上游却迟迟不见重大发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似乎是进入低迷时期，大家普遍认为中原地区似乎落后了。其实是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开始了新一轮整合和变革。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掘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就已经显示出陇山西麓的社会已经高度复杂。仰韶文化晚期，该遗址由仰韶文化中期的5万平方米，扩大到110万平方米，扩大了近20倍。以F405和F901为中轴线，整个遗址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复杂、布局严谨的建筑群体。大型的复合建筑F901面积达420平方米，整体坐北朝南，前后呼应，气势宏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称之为“原始殿堂”。F411“地画”的发现表明社会内部已经存在专门从事的巫术行为的场所，这说明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祭祀阶层，是社会内部分工显著加强的表现。聚落中心从山下迁移至山上，在此基础上形成辐射广阔的管辖区域，大地湾聚落已经不是普通的小型村落或村镇，聚落内部人口激增，已经具备了古国的形态。

大地湾之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范围内基本上没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的发现。因此，仰韶文化和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低估。近年来，在河南郑州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显示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古国阶段。但是这依然无法与红山古国和良渚早期国家相提并论。

2021年，时隔二三十年之久重启发掘的庆阳南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收获，表明这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均前所未见，显示陇东地区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阶段，为客观认识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的文化成就提供了不可置疑的证据。

南佐遗址面积达6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由9个长方形大型夯土台和中央的大型夯土建筑区组成，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外围有两重环壕环绕。9个大型夯土台基对称分布且位于聚落中央，其布局之严整前所未见。在遗址核心区发现了主次分明的大型夯土建筑区和大型宫殿式建筑F1及其附属建筑，F1面积超过630平方米，在同时期无出其右;在F1东侧的祭祀礼仪场所F2内发现了大量高等级的祭祀或礼仪色彩浓厚的器物，所出精美绝伦的带盖白陶圈足簋代表了当时陶器制作的巅峰水平。出土的厚重典雅的白衣陶簋、形制一致的带塞盖彩陶小口平底瓶，以及数百件大小不一的白泥附加堆纹陶罐等均显示出严格的礼仪和规制，厚重而大气磅礴的超大型彩陶罐等在其他地方不见或罕见，令人惊叹不已;所出较多涂朱砂的骨镞和石镞等应该具有特殊意义，和后世文献所载“彤矢”接近。出土的大量水稻是黄土高原地区目前所见最早之一和出土数量最多的，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是十分罕见，其为本地种植还是通过贸易或是朝贡等远距离运输而来尚在研究。

总之，这些发现都表明南佐遗址存在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应当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南佐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认识黄土高原、黄河流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对于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仰韶晚期之后的龙山时代，陇东地区也并未在“大繁荣”之后沉寂和衰落。2018年-2021年连续在灵台桥村遗址发掘，区域系统调查表明桥村遗址核心区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总面积达630万平方米，是一处陇东地区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龙山时代大型聚落。其实该遗址在1975年发现了大量玉器，包括玉斧、玉璧、玉环、玉璜、玉玦等礼器，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虽未再次发现玉器，但是却发现了陶筒瓦和槽型板瓦等大型高等级建筑的构件，这些建筑构件的发明对中国古代建筑影响深远，而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瓦均出现在黄土高原地区。桥村遗址的发现表明这也是一处龙山时代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其中玉礼器、陶瓦等建筑构件的发现是该区域文化广泛交流、文化创造力持续加强的体现。

4 考古发现凸显陇山两侧历史文化地位

大地湾、圪垯川、南佐、桥村等重要考古发现显示了陇山两侧是仰韶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布区域，是距今5000年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也是探讨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区域，对推动早期中国社会变革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陇山东西两侧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独特性、史前文化面貌的复杂性，以及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所显示的高度复杂的社会发展程度均表明这个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陇山两侧黄土高原地区一定会有更多重大出乎意料的考古发现，掩埋在这片黄土地下的文明，通过一代代考古人持续发力一定能够被揭示、展现和阐释出来。

标签： 研究工作 文化发展 重新认识 黄土高原